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這是中央歷次政治局會議中，首次用“內卷式”描述當前一些行業的競爭，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這一要求是對電信行業的當頭棒喝，基礎電信企業苦“內卷式”惡性競爭久矣。當前，停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刻不容緩，這不僅是響應黨中央號召的有力舉措，更關乎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今年上半年，我國電信業務收入累計完成8941億元，同比增長3％，比上半年我國GDP 5%的增速落后了2個百分點。這是近幾年來我國電信業務收入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行業增速下滑趨勢明顯，既有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基礎電信業務市場趨于飽和等方面的客觀因素，也是幾家基礎電信企業“內卷式”惡性競爭，打“價格戰”所導致的苦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移動數據流量業務，在基礎電信企業不斷的“價格戰”中，從最初的增長引擎變成如今“拖后腿的”。多年來，移動數據流量業務增量不增收的“剪刀差”始終存在，2023年底移動數據流量業務收入首次出現0.9%的負增長。今年上半年，三家基礎電信企業移動互聯網累計流量同比增長12.6％，然而移動數據流量業務收入卻同比下降2.3％。占電信業務收入高達36.7％的移動數據流量業務收入負增長，對整個電信收入增長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市場經濟鼓勵競爭，這是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效率和服務水平的重要動力。不可否認，電信行業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引入競爭的行業之一，歷經多輪改革重組，形成了有效的市場競爭格局，并在市場競爭中實現從小到大、從大到強的跨越式發展，行業競爭優勢和領先地位不斷鞏固。然而，在錯誤的競爭理念與考核模式的指揮下，“內卷式”惡性競爭愈演愈烈。為了爭奪新增用戶，不少基層企業出現惡性價格戰、策反用戶、詆毀競爭對手等行為，同時競爭手段不斷翻新，屢禁不止。這嚴重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損害行業的整體形象，并帶來國有資產的流失。

更令人擔憂的是，受“價格戰”等惡性內卷競爭思維影響，惡性競爭戰火已經從傳統基礎電信業務燒到新興業務領域。當前，在數字經濟浪潮下，基礎電信企業都聚焦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主責，面向千行百業數字化轉型的政企業務成為發展新航道。這是基礎電信企業的新機遇，但也成為了競爭的新賽道，惡性競爭隨之而來，把藍海打成紅海。例如，在大型政企項目采購招標時，有的企業以遠低于成本價的價格競標，不計成本搶占市場；有的基層企業因對采購招標結果不滿，投訴采購人、招標代理機構以及其他競標者，將招標活動變成了行業“內卷”的舞臺。

這種低層次“價格戰”以及“吃不到飯就掀桌子”的行為嚴重影響了新興產業生態，也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這從近年來的統計數據上已經有所體現。作為三家基礎電信企業發展第一引擎的新興業務收入增幅由2022年的36.3%下降到2023年的20.1%，再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1.4%，三年下降24.9個百分點，在電信業務收入結構中下降幅度最大，對整體營收的拉動作用削弱了不少。

“內卷式”惡性競爭中沒有贏家。惡性競爭往往也傳導到上下游企業的唯價格集采，傷害到通信產業鏈供應鏈的整體生態。用戶看似是以超低成本享受高質量網絡與服務的贏家，但在這種惡性競爭中用戶權益也常常受到侵害，從長遠看更是不可持續。例如“攜號轉網”本是“攜”出民心、“轉”出便利的便民利民之舉，無奈一些基礎電信企業為了挽留老用戶，設置了重重障礙，限制多、流程長，讓用戶反復折騰難以成功辦理。

“內卷式”惡性競爭根源在哪里？很多業內人士認為，考核指揮棒是導致基礎電信企業“內卷式”惡性競爭的重要原因。部分地區、部分企業以“零和博弈”思維看待市場，盲目以擴大自身市場份額為主要經營目標，比如，向基層下達不合理考核指標要求市場份額凈增長、要求攜號轉網凈攜入等，導致實際經營服務環節競爭行為失控。

避免“內卷式”惡性競爭需要企業和政府共同發力。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監管研究部副主任羅珞珈認為，一方面，電信運營企業要加快經營理念轉變，將企業發展重點從市場份額、用戶增量轉到用戶服務、業務創新上，減少低水平競爭、同質化競爭，更多地開拓數實融合、衛星互聯網等新領域新方向，同時要進一步優化對基層的考核模式，從管理制度上摒棄“內卷”理念。另一方面，監管部門也應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加強重點領域、重點地區市場競爭問題的事前部署、事中巡查、事后查處，依法懲治違法違規行為，健全完善行業自律的長效機制，更好地引導行業規范健康有序發展。

當前，在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中，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基礎電信企業正從傳統通信服務企業向世界一流科技服務企業轉型，只有摒棄“內卷”思維，停止惡性競爭，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才能真正走向高質量發展之路。